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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山市

                      2020-01-12 12:45

                        广义标准的另一个问题是其产生了代理成本。决定执法官员和法官是否偏离了其起诉和审判权力的界限是很困难的。规则和标准不仅要那些法律制度要约束其越轨行为的人知道,而且要法律制度中的行为人(即社会代理人)知道。这些问题在原则上总可用(狭隘、明确的)规则替代(宽泛、含糊的)标准而得以解决。但是,规则越明确,出现漏洞的可能性就越大——它通过暗示而许可了规则旨在禁止的行为(为什么?)。通过故意使规则包容过度,我们可以将漏洞效应(loophole effect)最小化——例如,确认一种低于一般驾驶条件下最佳速度的车速限制。制裁越宽泛,规避这一规则的交易成本越低,包容过度的成本也就越低。由此,人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1)我们在侵权和契约法中大量使用严格责任,而在刑法中却很少使用;(2)许多相当武断的规则存在于可以以低成本就这些规则进行谈判的财产法和商法领域中(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可以将经济含义赋予以下的法学家箴言:重要的是制定法律,而不是已制定的法律公正是否。)。一项规则的清晰性(即非常明确)可能是容易令人误解的。规则为例外产生了压力,而规则和例外的结合与引自标准的实用条款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如果为了改善含糊的规则和变动中的社会环境的适合性而允许增加特别例外时更是如此。一项标准更适于产生相对立的因素之间的明确平衡(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律运用),但规则的执行可能通过后门来解决规则和例外之间的范围和含义的争议而产生平衡。因为,在决定是否将某种行为归入规则或其例外的范围时,法院可能会(不论其公开地还是隐蔽地)求助于被认为是规则的基础或促进因素的标准。通常,当法院用一项规则的目的来决定其范围时,法院其实在默示地将规则重新认定为标准。如果规则的明确性可能是容易令人误解的,那么标准的模糊性也是如此。标准比规则更直觉。许多人并没有将不注意理解成普通法侵权规则的复杂起源。所以,当标准由于其扩大查询范围而增加信息成本的同时,它们也由于使外行人在没有费用很高的专家帮助的条件下理解法律而降低了信息成本。

                        当最低薪金制只适用于某些职业而其他职业被排除在外时(但这种情况在美国已逐渐减少),分析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在那种情况下,最低薪金制会减少被排除部门的失业量,但会增加适用部门的失业量。由于减少了被排除部门的供给而增加了适用部门的供给,所以工人被从被排除部门吸引到适用部门。依据两部门间工资差额的大小,工人可能会在适用部门承受较长时间的失业,以此作为将来在此取得高工资的代价。在适用部门出现的等待工作的一种途径是在学校逗留更长的时间;所以最低薪金制促进了大学教育。它还由于犯罪是一个被排除部门而提高犯罪率吗?它能设法降低犯罪率吗?许多其他立法还设法增加有关部门工人的薪金。建筑业法中对使用预制材料(按照我们上面讨论预制构件空调器时提及的方法)的限制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童工法减少了劳动力供给从而增加了成年工人的薪金;但这并非说这样的法律在经济学上是不合理的(参见5.4)。“保护”女工的法律具有相同的效果,但具有较少的正当理由(参见25.1)。关税常常由工会来寻求和取得,它们将之作为一种抵消雇佣廉价劳动力的外国企业所享有的比较优势的方法。限制移民法就是为了防止外国廉价劳动力进入美国后引起劳动力供给增长及薪金下降。旨在建立工人安全和卫生的联邦最低标准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法(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是保护工人立法中一个极有雄心的例证。它是必要的吗?在提供最佳(并不一定是最大可能)工人安全和卫生时,雇主是有私利的。如果1美元的预期事故和疾病成本可用99美分避免,那么避免这种成本就将减少1美分的雇主工资净支出,因为他的雇员可想而知会要求1美元的预期成本补偿。当然,雇主与工人(或其工会代表)可能会在相关数目问题上有争论,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而得以解决。规定职业卫生和安全条件的立法可能会将卫生和安全水平提到超过雇员和雇主都希望的程度,从而使双方都受到损害。如果立法要求雇主用1.05美元去消除预期成本只有1美元的卫生危险,那么雇主至少将减少1美元的薪金[他不再因为卫生危险而给雇员以补偿——而且还有可能减少1.05美元(为什么?)]。尽管也许这总是过于巧合,并且忽视了工作场所安全的信息成本。比较而言,也许职业安全和卫生法的真正理由是为了减少来自非工会工人的劳动力竞争。如果支付非工会薪金的企业的卫生和安全水平普遍较低——一个似乎合理的假设(由于工人工资越低其受伤残时遭受的成本也就越低)——工会就可能敦促制定法律将这些企业中的卫生和安全状况提到有工会组织的企业的普遍水平。无工会组织的雇主们可能会通过减少向工人支付的薪金而补偿其额外成本,但如果这些工人本来的薪金就并不高于最低薪金,那么雇主就无法作出为了补偿其成本的薪金削减,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与有工会组织的企业相比就有了相对上升。这一假设是间接地由职业安全和卫生管理局的偏好所支持的(为什么?),它倾向于旨在减少工作场所事故的个人保护设施的变化,如耳塞、安全护目镜。即使后者往往更为有效,但前者增加了资本成本而后者增加了劳动力成本。这一假设还为这样的证据所证实:虽然职业安全和卫生法无疑对雇主增加了成本,但似乎它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工作场所的伤害事故量。也许我们为职业安全和卫生法提出的两点理由是相关联的:在无工会组织的工厂中的工人拥有较少的安全信息,因为工会是其会员的信息搜集员。这种立法的另一种可能的理由是为了矫正由政府资助伤残工人计划引起的低效率状况。通过社会保障的伤残人计划(参见16.5)增加了一些不同的特殊计划(例如,对由于黑肺病而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进行补偿),联邦政府承担了由于工作条件不安全和不卫生而受伤害的工人遭受的部分成本。由这些项目将事故和疾病成本从工人和其雇主处转移到了联邦纳税人身上,所以它们减轻了企业将职业安全和卫生保持在最佳状况的责任。极端的例子是,政府要对遭受任何与工作有关的疾病或事故的工人进行全面补偿(那是现实的吗?)。如果这样,他就不会需要——或其雇主就不会提供——一个卫生和安全的工作场所。

                        许多法律学者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通货膨胀、失业、商业周期和其他神秘莫测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它们与法律制度所关注的日常事务无关。事实上,经济学领域比这要宽泛得多。正如本书所表明的,经济学是一门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选择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ational choice)——在这个世界,资源相对于人类欲望是有限的。依此定义,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探究以下假设的含义: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rational maximizer)——我们将称他为“自利的(self-interest)”。理性最大化不应与有目的的计算(consciouscalculation)相混淆。经济学不是一种关于自觉意识的理论。无论选择者的心理状况如何,当行为与理性选择模式一致时,它就是合乎理性的。自利不应与自私(sclfshness)相混淆,其他人的幸福(或痛苦)可能是某人的满足的一个部分。“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这一概念暗示,人们会对激励(incentive)作出反应,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去做。我们可以从这一命题推出经济学的三项基本原理:1.第一项是所支付的价格和所需求的数量呈反比例关系,即需求规律(the Law of Demand)。如果每磅牛肉价格上涨10美分而其他价格不变,那么,消费者在一磅牛肉上的花费相对以前会更多。基于理性和自利的考虑,他会对此作出以下反应,即了解用那些在牛肉是原有价格时他不太喜欢、而在牛肉提价后它们因更为便宜而更有吸引力的物品作为替代品的可能性。许多消费者将继续购买与以往同样多的牛肉,这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即使其他物品的价格相对低些,但仍不是理想的替代品。但有些人将减少他们的牛肉购买量而代之以其他肉类(或其他食品,或索性全部购买其他产品)。结果是,购买者的总需求量会下降,从而导致了生产量的下降。这在图1.1中得到表示。纵轴为价格,横轴为产量。价格从P1上涨到P2,使需求量从q1下降到q2。同样,我们可以设想当供应量从q1下降到q2时,物品价格将从P1上升到P2。你能明白为什么这种因果关系相互影响吗?这一分析假设,在整个体系中唯一发生变化的是相对价格或数量的变化。然而,假如与此同时,价格上升,需求也上升,那么需求量和供应量则可能不降,甚至也有可能上升。(如果不看

                        有关成文法解释的传统观点是,法院努力揭示和实施立法机关的立法意图。这一观点将立法程序看作是由特殊利益集团间的交易所决定的。依据这一观点,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是一宗成交的买卖,而且用于普通契约解释的同样方法也适合于此。但是,由于立法机关的复数性,揭示立法意图的过程要比揭示普通契约的意图更为困难。议员个人(甚至是立法委员会)的声明不一定就表述了法律制定所必须的“沉默多数(silentmajority)”的观点。而且,利益集团立法的拥护者可能会隐瞒立法的真实目的以增加反对者的信息成本。但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保留是不利于他们自己的。不为公众知道的立法意图可能也不会为法官所知,那么就会使它们形成一种可能影响(但有时有所夸张——何时会有这种情况呢?)立法的重新分配作用的公共利益基础。

                        当我们从经济学视角将法律看作是一个改变激励从而调节行为的制度时,它就必须是公开的。如果法律的内容只在其可适用的事件发生后才为人知道,那么法律的存在对受制于它的当事人的行为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也可以这么说,法律的经济理论是一种将法律看作威慑力的理论,而一种没有传递的恐吓是不能威慑任何人的。主要(但却相容)的例外是一些刑法原则后面的预防和能力丧失理论。 最后,法律的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用以确认法律正确适用所必须的事实存在的机制。如果法律不顾其旨在适用的情况而实施,那么它的威慑作用就会被削弱(到一定的限度就会消失)。假设有一针对价格限定者的法律并不设法去确认谁在限定价格;而是随意从1万人中挑选出1人作为价格限定者处罚。显然,这对价格限定是没有任何威慑力的。唯一存在于价格固定者和并不固定价格的人之间的差别是前者因固定价格而获得利润;而两者的预期责任却是一样的。 罗尔斯的形式准则是非常严正的。让我们再作一次更为深入的研究。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法律制度的功能是为了矫正正义(corrective

                        这一沉淀成本的讨论将有助于解释经济学家为什么将其研究重点置于事前研究而非事后研究。理性人将其决定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而非对过去的懊悔。他们认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如果让懊悔破坏决定,那么人们塑造其命运的能力就会受到损害。如果允许一个自由达成契约的当事人在产生不良后果后修改契约条款,那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契约。机会成本概念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最著名的运用是科斯定理(the Coase Theorem)。这一稍作简化的定理(关于必要条件,参见53.6)认为:如果交易是无成本的,财产权的初始安排将不会决定财产的最终使用。假设一个农场主拥有土地并有权使其作物不受铁路机车火花的损害。作物对他的价值为100美元,铁路无妨碍地使用其道路权的价值会更高,但110美元的成本还不能使其安装火花控制器以消除火灾从而可随意愿行驶多少列火车而仍然不损害农场主的作物。那么,依照这些假设,作物对农场主的实际价值就不是100美元,而是在100美元和110美元之间,因为铁路愿意以任何低于110美元的价格购买农场主的财产权而不安装火花控制器。当然,农场主只有将其财产权卖给铁路,才能认识到其作物的更高价值,而且他将这样做,故结果是:如果铁路已拥有土地的所有权,那么其土地将用作安全的其他相同用途(某些不怕火的用途)。竞争力量有助于使机会成本最大化,以及使价格最低化。(你能明白为何我们所举的农场主-铁路例子是这一一般式的例外吗?)一个高于机会成本的价格会吸引人把资源投入到物品的生产中,而直到产出的增加依需求规律使价格降至成本水平为止。(为什么竞争不会使价格低于机会成本呢?)这一过程见图1.2的描述。在图中D代表对相关物品的需求计划,S代表在不同产量水平上供应的单位产出的机会成本。S的另一表述是产业边际成本曲线。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是由一单位产量的变化引起的总成本变化,换句话说,它是最后单位产出的成本——每少生产一单位产品能避免的成本。(边际成本将在即使是在长期竞争性均衡中,仍无法保证所有的销售都会发生在价格等于所出售的物品的机会成本时。这一事实隐含在图1.2供给曲线的正斜率中。正在生产的物品成本会随着已生产的数量的增加而上升这一事实表明,它的生产需要一些相对需求而言本来就非常稀缺的资源,诸如肥沃或位置好的土地。例如,假设最好的土地生产一蒲式耳谷物只需1美元成本,该成本包括了生产谷物的直接成本(劳动力、肥料等)和士地用作接下来的另一最佳使用的价值。如果在该土地上不生产其他谷物,那么在此土地上生产的谷物的市场价格将是每蒲式耳10美元。 这明显地会激励中产者去扩大生产。但由于优质土地不会增加,所以劣质土地(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肥料投入以生产同量谷物的土地)也会转入谷物生产,这一重新配置的过程一直会持续到价格和机会成本相等为止,如图1.2所示。在这一点上,市场价格将与生产者的边际成本相等。假设成本为25美元,所有的谷物农场主都以每蒲式耳2.5美元的价格出售,但那些拥有最好土地的人将花费的(社会)机会成本仅为1美元。在图1.2中,产业总收益(即p×q)和生产总机会成本(S以下)之差被称作经济纯利[不要将其与租金收入 (rental)相混 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经济纯利(economic rent)只不过是总收入和总机会成本间的(绝对)差。在图1.2中谁会得到纯利呢?当然是好土地的所有者。生产者间的竞争会消除生产者的任何纯利,而使所有的纯利为形成它们的资源所有者所获取。如果土地的所有者或其他人能无成本地增加理想土地的数量,他们之间的竞争就会使产生纯利的稀缺性(scarcity)得以消除,从而也就消除纯利本身。因此,在竞争情况下的纯利只能为这样一类资源的所有者所挣得,这类资源是不能迅速增长的,而且要以低成本满足通常用此资源生产的物品的需求增长。

                        禁酒法(Prohibition)的经验说明了立法为了维持其有效性而每年需要大量拨款的问题。禁酒法的支持者也许能够争取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这是一种特别具有持久性的立法形式。但禁止销售含酒精饮料却需要在法律实施方面作出极大的努力,而以后的国会又不愿为此拨出足够的款项。结果,这一宪法修正案在1933年被废除,它只是有效地存在了13年。没有一项立法可以完全地自行实施。如果受某一法律所规范的人们拒绝服从它,那么他们就有必要求助于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一个从属于现行立法机关成员的法院可以有效地废除以前各届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如果法官的司法任期使他们可能不受现任议员的意志所左右,那么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就会小些。

                        价格对产量从而对收入(即价格乘以数量)的影响可用一个极为有用的概念——弹性(elasticity)来概括——它是指由一变量的百分比变化引起的另一变量的百分比变化。在此,我们感兴趣的是与价格有关的需求弹性(elasticity of demand withrespect to price),即(微小的)价格百分比变化对需求量产生的百分比影响。现在解释一下:如果价格上涨1个百分点会引起需求量下降2个百分点,那么与价格有关的需求弹性(或为了简明起见,可简单地称作需求弹性)是-2(为什么是负的?)。如果需求弹性是-1,这就意味着价格上涨1个百分点会导致需求量减少1个百分点,而总收入没有由于价格变化而产生变化。这一单一弹性点就是需求曲线上的一点,而这一点的横坐标正是边际收入曲线和横轴的相交点。自这一点向左的全部需求曲线上的点,需求弹性都为正,因为在这区域的价格上涨将导致需求量有比例地较大减少从而引起总收入下降。自这一点往右,需求弹性为负,因为在这区域的价格上涨只会导致需求量有比例地较小减少从而引起总收入的上升。由于卖方感兴趣的是其净收入或利润而非毛收入,所以他需要考虑他的价格选择对其总成本和总收入的影响。价格通过决定必须生产的单位数量而影响其总数,同时它在边际成本随产量水平变化的情况下影响每一生产单位的成本。边际成本是指由每多生产一个单位所引起的总成本的变化;也即最后一个生产单位对总成本的增加。这里也存在着固定成本(取得专利的花费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不受产量影响的成本,但它与价格和产量的决定是不相干的。依据定义,它不受价格和产量选择的影响;它既不会更大,也不会更小,无论垄断者是定很高的价格而产量很小还是定很低的价格而产量很大。对一个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卖方而言,只要增加的销售单位对其总收入的增加高于对其总成本的增加,他将会扩大生产。而当增加的销售单位对其总成本的增加高于对其总收入的增加时,他就会停止扩大生产。换言之,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是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相等时的产量,即图9.2中的q点。在这种生产水平上,总收入等于pq,而总成本(平均成本乘以数量)等于cp。要注意的是,如果产量较小,那么利润也会较少,因为卖方会处在那交叉点的左面,而在那区域,增加的产量对总收入的增加会高于对总成本的增加。而当更大的产量引起的是更少的利润时,卖方就在交叉点的右面了,因为在那区域,每一销售单位带来的总成本增加会高于总收入增加(即在那里,边际成本超过了边际收入)。图9.2中P的另一个名称是垄断价格(monopoly Price),因为它是一家没有任何竞争和担忧的企业所走的价格。竞争会使价格发生变化。假设,A是开始时某产品(当然是零部件)的唯一卖方,他的成本和需求曲线在图9.1和9.2中得以表明。他制定了价格p并销售q量的产品。而其他人也能以A同样的成本生产和销售产品,其中的B为A的巨额利润(pq—cq)所吸引,从而决定生产这一产品,并也以P价格销售。图9.3表明了这一结果。由于B销售A的四分之一的销量(B的产量q’-q),所以市场上的产品总量(q’)就是原销量的四分之五。对于更大量的产品,消费者不会支付P的价格,而只支付P’的价格。也许A和B现在会减低产量,但C、D、E和其他人正等待进入市场以取得吸引B的那一份利润。在价格由于竞争而降到P”之前,进入市场将不断继续,而P”正好等于生产增量产品的边际成本。在由于用于产品制造的资源能赚取高于其机会成本的利润,从而赚取高于竞争市场所赚利润而没有到达那一点时,进入是永远有吸引力的。但产品的生产量不会超过q”(这与P”有关),因为那时用于产品生产的资源所赚取的利润就会低于其机会成本。

                        1.2价值、效用、效率我们在前一部分谈及了几个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价值(value)、效用(utility)、效率(efficiency)——对此我们还必须作更准确的讨论。一件物品的经济价值即某人愿意为其所支付的价格;或者说如果他已经买下了,他要多少钱才愿放弃它(这两个价值数额并不总是一样,这可能引起我们在后面论及的一些困难)。“效用”在经济学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首先,它通常用来指区别于某一特定物的预期成本或收益(expected costor benefit)的价值。假设你被问及是更喜欢拿现成的100万美元还是更喜欢一个可以拿1000万美元的10%的机会。在这两种选择中,你也许会更喜欢前者,尽管两种选择的预期价值是同样的,即都为100万美元。然而,你可能是厌恶风险的。厌恶风险(risk aversion)是货币边际效用递减原理(principle of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的一个推论,它正好表明:你拥有的货币越多,你从下一笔钱上可能得到的追加幸福就越少。用那些用途较长的物品——比如椅子、电灯、宠物将能比货币更容易地反映边际效用递减。不过这一意义反映得很明显的是,在某人财富增长时,另一单位货币对他的价值会更小。假设你有100万美元的净值,你愿将其作赌注而去打50%对50%的赌而赢200万美元吗?如果不愿意,这就意味着第一个100万美元比第二个100万美元对你更有价值。厌恶风险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赌博恰恰说明了它的反面情况,即偏好风险(risk preference)(你能理解为什么吗?)。经济学家依某些证据(尤其是保险的普及)坚信,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不愿意冒险的,尽管我们将看到,对厌恶风险作回应的一些制度如保险和公司可能会使人们在许多情形下能有效地保持风险中立(risk neutral)。“价值(value)”和“效用(utility)”两词在用法上的区别在于:(1)预期成本或收益(即货币形式的成本或收益乘以其实际实现的几率);(2)其预期成本或收益对于某一对风险并非持中立态度且对以下两种情况不能作更明确区分的人来说是值得的:(1)是宽泛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它包括一个厌恶风险的人“衡量” 1美元比获取未来10美元的10%更有价值的观念;(2)是出功利主义哲学家所使用的(大致地)含有幸福意义的效用。

                        对于我们以之为起点的其他论据的解释——普通法所蕴含的经济要旨,似乎与那些交易成本很低的领域直接有关——主要是契约法,还包括财产法和侵权法的大部分。在这些领域,法 律的低效率规则将会被当事人间的明示协议所废除,而如果司法判决不断地无视经济逻辑,那么契约当事人就会用私人手段代替司法方法以解决契约争端。在那些争端当事人之间不存在自愿关系的领域中(例如,陌生人间的事故、普通法中的犯罪),法院就不再受制于这样的竞争约束了。但是,在这些领域中,存在着拥护运用效率准则的强大社会舆论;不然的话,效率准则就早已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利益集团所追求的某些分配原则所替代了。如果法院拒绝在某些领域实施效率准则——例如不处罚杀人犯或不对已造成他人伤害的过失司机追究损害赔偿,那么可能出现的后果将是,主要的司法自主领域(judicialautonomy)——普通法规则和原则的形成——将为立法所先占。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在交易成本高的领域内对有效率规则追求的压力就更大。在交易成本低的领域内,当事人可能会不太用心地依无效率的规则订立契约以至不会提起诉讼对该规则提出挑战,从而就没有机会对此进行重新审查。但这一观点是基于这样的论据,即普通法对效率的倾向与司法激励无关。这些论据将在21.4中讨论。  

                        如果需求下降而且垄断者的边际成本不是一个常量(constant),那么最佳垄断价格就会变化。一支非水平的边际成本曲线表示,在不同的生产量水平上边际成本是不同的。由于需求变化将改变垄断者的最佳产量,所以它的边际成本将发生变化,从而也会改变其价格。9.3垄断的效率后果回首前面的图9.3,我们就会发现垄断条件下的产量要比竞争条件下的产量小;即q代替了q”。这是因为垄断价格使某些消费者使用其他替代产品,即价廉物美的产品。替代涉及价值损失。通过以下假设,我们能最清楚地明确这一点:每一垄断产品都存在有一种相同于垄断产品的替代产品,只是生产它要更高的成本,从而使其价格高于垄断产品假如以其竞争价格销售时的价格,但低于垄断价格。那么,垄断的作用就是使某些消费者通过转向比垄断物品花费更多社会成本才能生产的物品而满足其要求。其增加的成本对社会而言是一种浪费。在图9.6中,这一成本接近于DW(无谓的损失)三角区。设想一下价格逐渐由pc升至Pm;每上升一步,消费者都会倾向于成本更高的替代品,而最后的消费者会倾向于购买成本很少小于垄断价格的产品。

                        帕累托优势意义上的效率概念还依赖于财富的分配——支付意愿以及价值是这一分配的函数,这限制了效率作为社会利益的最终准则。如果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有差异的,需求形式也可能不同,从而效率将要求对我们的经济资源作不同的调度。既然经济学对现存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是好是坏、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没有得出任何答案(虽然它也许能够告诉我们大量有关变革现行制度的成本和不同政策的分配结果),所以它没有回答是否有效的资源配置在社会和伦理意义上都是值得追求的这一终极问题。经济学家也没能告诉我们,在假设现行收入和财富分配是正义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满足是否将是社会的主要价值。由此,经济学家讨论法律制度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其严格的技术意义上,他能预料法律规则和安排对价值、效率、现行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但他不能发布社会变革的强制性命令。

                        20.2先例的生产先例资本品是律师和法官分别参与案件(主要是上诉案件)辩论和判决的联合产物。这一生产过程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先例的生产者得不到报偿。哈德利诉巴克森德尔案中的律师和法官都并没有因为这一先例曾指导过数千件诉讼案的判决——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众多销售者和购买者之间的商业关系——而取得任何版税或其他报酬。但在得出先例生产是一种次佳生产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到先例的以下特征:它是诉讼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虽然市场并不需要烟尘,但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却排放了大量的烟尘,这是因为在生产市场所需物品的过程中,烟尘是作为一种副产品而产生的。先例和诉讼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法院外和解(settlement out of court)的成本会比诉讼的成本低。所以,只有当每一争讼人都预期自己会从诉讼中获益而另一方又不希望对方达到这一目的时,双方当事人才可能无法就和解条件达成协议,而这种和解条件却使他们双方都认为你我从中的得益将多于从诉讼的得益——无论他们预期诉讼有多么公正(参见21.5)。产生这种估计上差异的必要条件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可能是事实上的,又可能是法律上的,但在此只有法律不确定性(legaluncertainty)才是关键的。如果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很大,那么诉讼就会很多,而其中又包含了大量的上诉性诉讼。但由于诉讼——尤其是在上诉法院中的诉讼——产生了先例,所以诉讼的增加就会造成法律不确定性的下降。由此,诉讼的数量就会在下一阶段下降。最后,由于很少有先例产生,法律的不确定性就随着旧先例的贬值而上升(因为在变化了的环境中已不太能提供知识),这种不确定性又将产生新的诉讼潮从而增加先例的产出。所以,即使不存在一个如此的先例市场,先例的数量也将随着法律不确定性的上升和先例的社会价值的上升而增加,随着价值的下降而下降。

                        在其他可能对垄断提出的经济异议中,其中之一是垄断者可能可以使对其产品的需求曲线的外移——导致生产过剩而非生产不足,其方法是他误述其产品的价格或质量(参见4.7)及由他说服政府减少竞争产品的供应或增加对互补产品的需求。也有些经济学家相信,垄断降低了企业创新和有效率地使用其投入的积极性。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含糊不清的,证据也是混杂的。针对垄断,它可以作出以下论证:(1)垄断者从创新(innovation)得到的收益较少。他已从可利用的消费者剩余处得到了大量的益处;而可能成为垄断者的竞争性企业通过创新是不可能得到这些收益的。(这一观点是适用于产品创新还是仅仅适用于方法创新呢?)(2)垄断者因不创新造成的损失要比竞争企业因此造成的损失小。竞争企业可能会破产,而破产要比仅仅不赢得可观的利润成本高,因为这里存在着无谓的破产成本(在(3)企业在其创新能力上是不同的。如果市场上存有一个以上的企业,那么市场就更可能至少含有一个高于平均水平的发明创造者,并且他将引起发明创造率上升。垄断是鼓励创新的一种途径。其主要理由是,成功的创新和成本最小化对垄断者的回报通常是较大的,因为竞争销售者的成功可能很快就会为其对手模仿。引起专利保护授予的是对立即模仿的关注,但像我们所知,专利权在时间和范围上是有限的。换言之,垄断者却比竞争企业更能将外在性(参见7.7)内在化,包括信息外在性,而发明创造就是这种情况。

                       
                      责编:李香峰